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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子宽居士(1882~1973年)

《佛教人物传》中关于李子宽居士(1882~1973年)的解释:从民国十余年(一九二二年)到六十余年(一九七五年)间,差不多半世纪的时间中,李子宽居士算得上是热心护法的大德。尤其是在台湾光复以后,大陆人士初来台湾的那几年中,他收回了台北名剎善导寺,协助中国佛教会在 ...

从民国十余年(一九二二年)到六十余年(一九七五年)间,差不多半世纪的时间中,李子宽居士算得上是热心护法的大德。尤其是在台湾光复以后,大陆人士初来台湾的那几年中,他收回了台北名剎善导寺,协助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,对于台湾佛教实有相当的贡献。

李子宽,名基鸿,号子宽,法名了空,湖北省应城县人,清光绪八年(一八八二年)出生。

李氏世代书香,曾祖宗膺公是道光丁酉科举人,祖父国霖、父亲安文都是秀才。他以伯父安邦无嗣,幼年承祧。他六岁启蒙,十岁依生父读四书五经,十三岁生父弃世,从叔祖世藩习八股文,二十一岁中秀才,继之考取官方主办的公费留学,到日本入法政学校,三年毕业,光绪一九〇五年回国。在校期间加入同盟会,辛亥年参加武昌起义,任鄂军都督府参议。

民国元年(一九一二年),南北议和,孙大总统辞职,子宽偕田桐赴上海,迎孙公莅鄂,随行者有胡汉民、廖仲凯等。中国国民党成立,委子宽为交际干事。一九一四年,赴上海,从事新闻工作,任海上通讯社编辑,暗中从事反袁革命。一九一七年,孙总理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。翌年,子宽赴粤效力,任第二军(军长许崇智)秘书,兼任粤汉铁路总局监督。一九二二年六月,陈炯明叛变,围攻总统府,秘书长林直勉挽孙公趋珠海,登永丰舰驰赴黄埔,后泊白鹅潭。永丰舰所需一切补给,概由子宽与居正、石瑛等负责筹措运送。

尔后,许崇智任粤军总司令,任子宽为五邑军政处长,嗣任广东全省筹饷总局长。一九二五年,廖仲凯遇刺,子宽继任广东财政厅长。一九二六年,国民革命军北伐,子宽随军至湖南。蒋总司令以蒋作宾为湖北招讨使,子宽为政治部主任。子宽微服回武汉,策动守将刘佐龙归顺。北伐军光复武汉,成立政务、财务两委员会,子宽任财务委员会秘书长。一九二七年,奉派赴闽,初任财政特派员,继任福建财政厅长。翌年,奉召回南京,任财政部禁烟处长,未几调任南京市财政局长。一九二九年,任湖北省财政厅长。一九三〇年,鄂省府改组,改任湖北省财政特派员,兼鄂岸榷运局长及辑私局长,兼任河南省财政特派员及河南盐务局长,时有“一官五印”之称,烜赫一时。

一九三一年,奉调财政部裁厘办公厅主任,计画全国裁厘方案,百年秕政,一旦清除,此为子宽对国家之重大贡献。一九三二年,任子宽为全国禁烟秘书长,推行全国禁绝烟毒工作。

一九三七年,抗战爆发,奉派赴粤任广东禁烟特派员。一九四〇年,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考核会政务处副主任。一九四六年,胜利复员,当选湖北应城县国大代表。

子宽之信佛,始于一九一八年。是年,蒋雨巖(作宾)假上海尚贤堂,邀请太虚大师与章太炎、王与辑等人演讲,子宽与会听讲,使他对佛教初生信心。他晚年在其回忆录《百年一梦记》中叙述这一段经过:

其时,陈元白、蒋雨巖、黄葆苍,请太虚大师在法租界尚贤堂讲经,约我同往听讲佛法,说一切法缘生性空,我觉得一切事物,皆现在实有,如何说空?初听佛法,未深入研究,但觉有意味,雨巖给我一本《八识规矩颂》,初阅不甚了解。嗣后于书局购得一本王书《金刚经》,每日临写几十个字,于般若波罗蜜多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句,不能了解,乃自取一名为“了空”,我心向往佛法,由此开始。

一九二七年,厦门南普陀寺住持会泉任期届满,寺中推选继任住持。这时是北伐期间,时有寺院为军队占用的事情发生。为保护寺产,南普陀寺所设的闽南佛学院教务主任常惺,提议聘请太虚大师继任主持,有保护寺产的作用。会泉十分赞成,即由转逢、转岸、常惺三人到上海礼请太虚大师。太虚应允,但为求福建寺院获得保障,他到福建后,先去福州拜访福建临时政治分会主席方声涛。这时,子宽由武汉初调福建,任财政特派员,太虚大师无意和他相遇,乃由子宽居中协调,商得福建驻军的谭总指挥出了保护全省僧寺的布告,使福建寺院获得保障,这是子宽在佛教中初为护持三宝尽力。

一九二九年秋,太虚大师于游化欧美后归来,在汉口佛教会讲经,子宽时在湖北任财政厅长,每日列席听讲,并于讲经圆满后皈依了太虚法师。《百年一梦记》记载:

汉口佛教正信会会员与湖北省各界人士,(于大师莅汉时)开欢迎大会。我随在场,为亲近大师第三次。大师在汉口讲经,我必往听,于讲经毕后,收皈依弟子,约三、四百人。我约萧纫秋等,同往皈依。我领首,大师说三皈依,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次说五戒,戒杀、戒盗、戒邪淫、戒妄语、戒饮酒及烟,此为五戒。能全守着为满戒,不能全守者,守二、三戒亦可,此为我皈依佛法之始。

皈依之后,他成了太虚大师最忠实的弟子,也是大师弘法上得力的助手。由于他当时在省府的地位,被选为汉口佛教正信会的会长(以后连任了十五年之久),又担任太虚大师所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院护。后来,太虚大师创办世界佛学苑,子宽也担任董事。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后,子宽初在广东任职,未久到了重庆,时太虚大师驻锡四川北碚缙云寺,并创办了汉藏教理学院,子宽亦被推为院董之一。

一九四〇年,太虚大师发表〈精诚团结与佛教之调整〉一文,希望整理中国佛教,因之政府领导人曾召见蒋作宾与子宽,询以健全佛教组织之方案。一九四五年,抗战胜利,内政、社会两部颁发训令,佛教界组织“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”,指定太虚、章嘉、李子宽三人为常务委员,迨为一九四〇年征询方案之延续后果。一九四六年,胜利还都,子宽协助太虚大师著手全国佛教的整理,李氏东奔西走,煞费心力,方期整理有成,不意太虚大师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在上海圆寂。继之大陆局势激化,整理佛教的工作也就无疾而终了。

一九四八年,国民党自大陆撤至台湾之前,子宽以世界佛学苑董事的身分来到台湾,原想寻找适当地点,把世界佛学苑图书馆(设于武昌佛学院旧址)的图书及《海潮音杂志》、佛教文化社等太虚大师所创办的文化机构,迁到台湾,继续大师未竟的弘法事业。那时台北的善导寺,政府由日人手中接收过来,列为公产,但寺中房屋大部分被台北市政府军事科、征兵招待所、交通警察等机关占用,寺中只有本省籍比丘尼数人,维持香火。子宽以为善导寺是台北首剎,观瞻所系,有加以整顿的必要。后来得到孙张清扬居士捐助旧台币一千万元,子宽自捐伍佰万元,自比丘尼手中顶得善导寺的管理权,作为推动太虚大师弘法事业的道场。嗣后多方交涉,政府机关一一迁出寺院。

一九四九年初,子宽组织了善导寺的护法会,聘请太虚大师的弟子大醒法师任导师,同时《海潮音月刊》也由大醒主持在台发行。大醒未几因病请辞,又聘南亭法师任导师,寺中法务乃逐渐展开。不过导师只负责讲经说法、领众梵修,寺中的行政事务皆由护法会管理。后来,南亭法师也辞导师职,寺中导师乃告空悬,这时佛教僧侣有非议李氏不该以居士把持道场者,子宽博采众议,聘请印顺法师出任第一任住持,护法会也把行政管理等职权移交住持负责,外界议论渐息。后来,印顺因海内外弘化事忙,不克兼顾,辞去住持,并推荐演培法师继任。在此期间,又传出住持与监院间相处不洽,护法会偏袒某方的事件,又为子宽带来许多困扰。幸而李氏法名了空,善取空义,事情化解开后,也就不再执着于心了。

一九四九年播迁台湾,在来台的佛教徒中,具有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身分者,只有章嘉大师、东初法师与子宽三个人。是年七月,发生了治安机关逮捕僧侣事件,大陆来台的慈航、星云、律航等二十余人遭到拘留。子宽与孙张清扬居士等人多方奔走,设法营救。同时为了大陆来台僧侣身分合法化的问题,子宽与东初、白圣、南亭等商讨恢复“中国佛教会”,并先在善导寺内成立了“中国佛教会驻台办事处”,推东初任主任,南亭任秘书,白圣任干事,登记来台僧侣,设法维持其生活及道业。一九五二年,中国佛教会正式在台复会,章嘉当选理事长。事实上,此事幕后奔走推动者,以子宽之力居多。章嘉大师是青海人,密教领袖,对于汉族佛教制度不甚了解,故会务均以李氏意见为依归。

子宽早年在广州时,曾因故系狱,以诵《金刚经》得解。此后他以诵《金刚经》为常课,了知内外一切皆空及毕竟空义。他尝释《金刚经》为白话,名曰《白话金刚经》。一九三一年八月,太虚大师在北京讲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,记录结集成《能断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释》,子宽为纪念亡母七十冥寿,特印制三千本普赠亲友,太虚大师为之作序,称子宽曰:

在特躬涉世间,能澹泊名利。凡遇于国民有益之事,辄埋头去做,任劳任怨,忘毁誉,以行其志。自云颇得金刚之益,是洵能善取甚深空义而成就无量功德者......年来进德弥猛利,弘法济世之事,皆不倦随喜。

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,子宽在台北病逝,享年九十二岁。

(于凌波着)(根据网上资料编辑)

——《佛教人物传》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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