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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俊承居士(1888~1966年)

《佛教人物传》中关于李俊承居士(1888~1966年)的解释:李俊承,法名慧觉,原籍福建永春,清光绪十四年(一八八八年)出生,七岁启蒙,受儒家传统教育。及长,师事王绳烈、郑苍亭,读孔孟周易,旁及老庄,颖悟过人,两前辈许为大器。他的父亲继如公在南洋经商,俊承十七岁 ...

李俊承,法名慧觉,原籍福建永春,清光绪十四年(一八八八年)出生,七岁启蒙,受儒家传统教育。及长,师事王绳烈、郑苍亭,读孔孟周易,旁及老庄,颖悟过人,两前辈许为大器。他的父亲继如公在南洋经商,俊承十七岁奉父命南渡,初在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开设永兴公司,继而到星洲创立太兴公司,这是他在星洲事业的开始。他为人笃信诚厚,按部就班以求发展,信誉日着,事业日隆,成为新加坡的华人富商侨领。他热心于华侨教育,首先在森美兰州创办中华中学,嘉惠侨子。

俊承以家庭传统,信佛虔诚。一九二五年北返故国,朝礼普陀山,皈依于印光大师座下,赐名慧觉。回到星州后,进一步致力于事业的拓展,先后购置大丰饼干厂,出任和丰银行总理,进而倡议和丰、华侨、华商三银行合并,即为后来华侨银行的总机构。又开创太安实业有限公司,事业愈为发达。

一九三三年,星洲诸山长老转道、瑞于、瑞等,发起成立“佛教居士林”,首先与俊承相商,得到俊承的首肯,同意支持。继而邱淑园、黄曼士、庄笃明、庄丕唐、罗承德,及南京国民政府驻新加坡领事李仁等,都参加了筹备会。西元一九三四年,居士林正式成立,由俊承购得一幢楼房捐献,作为林址。初时林友百余人,多是商界、学界的知名人士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邱淑园任林长,以林友日多,旧址不敷使用,乃商之于俊承,另购林址。俊承首先捐资以为倡导,乃购得金炎律十七号林址,奠定永久的基础。

十年后,林友增加到一千余人,所址又不敷使用,乃于一九六〇年,复购得隔邻旧屋一所,土地三万余尺,两幢房屋合并使用。西元一九六五年,开会决议重建,推请长于建筑的转岸老和尚出任建筑委员会主任委员。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动土,请俊承主持奠基典礼。施工五年,至一九七〇年竣工。新落成的林所,殿宇宏伟,楼阁庄严,在新加坡佛教道场中,是最为巍峨堂皇者。

印度佛圣地鹿野苑的中华寺,也是俊承捐资兴建的。以一九二六年奉军入关,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,成为北洋政府新主人。张的谋士杨宇庭,利用职权,借故迫使北京法源寺住持道阶和尚出国游历,迎请在哈尔滨弘法的倓虚法师,到北京住持法源寺。道阶离京,赴印度朝圣迹,游历鹿野苑时,于荒烟蔓草中,发现一所唐代华僧所建的“支那寺”遗址。当时,锡兰的达摩波罗居士也在是处建塔,劝道阶予以重兴,道阶乃发下心愿,要在有生之年,予以重建。

一九二九年,缅甸在仰光召开“世界佛教会议”,道阶代表当时上海全国性佛教组织的“中华佛教会”出席。在会中遇见新加坡代表转道和尚,会后随转道到星洲,以此与李俊承相识。道阶向俊承谈及重兴支那寺之意愿,俊承允予支持,乃与道阶、转道、瑞于诸师发起重建。两年后,道阶再赴印度,参加摩阿菩提学会在鹿野苑所建的塔寺落成典礼,复勘察支那寺,并计画重建事宜。返回星洲,召法徒德玉和尚抵星,第三度重去勘察,返回星洲后,事未果而道阶示寂,事遂搁置。

一九三六年,国府要人戴传贤经过星洲,晤李俊承,谈及此事,戴氏亦十分赞成,允捐国币二千元为之倡导,槟城佛学院亦认捐三千叻币,而延置日久款未能集,俊承乃一身任之。一九三八年,俊承偕同德玉、演本二师,亲赴印度鹿野苑察看,乃独捐叻币三万,委由德玉和尚着手购地兴建。事后,俊承转赴各地,朝礼圣迹。

一九三九年元月,德玉告以筹建事已準备就绪,俊承再度赴鹿野苑,主持奠基典礼,并易支那寺名为“中华寺”。是日参加典礼盛会者,有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冯执正,侨界名人谭云山、丘庆昌,印度政界学界名流,印度菩提学会,及印度、西藏、缅甸、星洲各地来的佛教徒上千人。俊承在大会上致词,谓他对复兴印度佛教及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,能尽一分力量,感到无上光荣。

典礼后,俊承由印度返回星洲,途经槟榔屿,赴双庆寺访善慧和尚,有诗纪事曰:

二日槟榔到,重游不自胜,言过双庆寺,来访日云僧。

苔径平若砥,山泉冷似冰,清谈忘坐久,林月已初升。

俊承善诗能文,两度游历印度,回到新加坡后,曾撰写《印度古佛国游记》一书,出版行世。此书记述,当时印度人口两亿四千万人,回教徒八千万人,基督教徒六百万人,锡克教徒四百万人,耆那教徒一百二十万人,祅教(拜火教)徒十万人,犹太教徒两万多人,而号称“佛国”的佛教徒,只有四十三万人。相对的,锡兰当时人口五百五十万,而佛教徒则有四百万人以上。《印度古佛国记》这本书,一九六四年,台湾的佛教文化出版社再版发行。

一九四〇年,俊承受陈嘉庚先生之请,出任星华筹赈会代理主席,输财出力,不辞辛劳,深为陈嘉庚所倚重。翌年,大英联邦驻星总督汤姆斯爵士,颁赐勛章以酬其劳绩。继而先后出任中华总商会会长、福建会馆信托人、永春会馆会长、李氏宗亲总会名誉会长、新加坡银行董事主席等社团要职。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迄今日,新加坡佛教的最高领导机构是“新加坡佛教总会”,而此会也是李俊承居士发起创立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新加坡的寺庙庵堂较战前增加一倍,达到三百余所,信众亦与日俱增,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,无由发挥团结的力量。俊承有鑒于此,乃于一九四九年七月,邀请华人佛教寺院庵堂代表,在佛教居士林举行座谈会,讨论组织一健全的联合机构。与会代表咸表赞成,即席决定成立“新加坡佛教总会”,并推举出筹备委员四十一人,分别草拟章程、征求会员、申请注册。是年十月,获政府批準为“豁免注册社团”。

一九五〇年元月八日,“新加坡佛教总会”召开成立大会,选举执监委员、正副主席、常务委员、各部正副主任等人选。选举结果,发起人李俊承当选常务委员会主席,宏船法师当选副主席,达明、广洽二师及张淑源、陈光别、庄丕唐、毕俊辉诸居士当选常务委员;同时选出李振殿为监察委员会主任,转解法师及黄曼士居士为常务监察委员。继而举行执监委联席会议,通过礼聘演本老和尚及法舫法师为顾问。当时,法舫法师离开大陆到锡兰讲学,途经星洲,正好驻锡于灵峰菩提学院。

佛教总会成立,初暂借居士林会所办公。一九五二年,迁会所于芽笼三十四巷。一九六四年,设办事处于普陀寺新建大楼。一九六五年,购新会所于蒙巴登律,建筑数年,于一九六九年迁至新会所办公。

照佛教总会章程,执监委每两年改选一次。自一九五〇成立,至一九六四年八月改选,前后七届十五年,均由俊承连任。六四年改选时,俊承以年事已高,坚决辞谢不再连任,乃推请宏船法师继任。

俊承在十五年任期内,最显着的工作成绩,如争取佛教卫塞节为公共假期,组织佛学教育委员会,协助政府推行学校佛教教育,以提高在校学生的道德观念。他曾劝募一笔救济难民慈善基金,救济国内及国外难民;筹募属于会中所有的《佛教冢山基金》--公冢土地百英亩,是俊承姻翁陈焕其所有,俊承商之于焕其,捐出这笔土地,成就是项功德。在越战期间,越南佛教受到迫害,佛总通电声援越南佛教,争取宗教信仰自由。此外,如欢迎外来高僧大德到新加坡说法,欢迎中国佛教访问团莅星弘化等,不胜枚举。而在佛教会成立之初,接办菩提学校,俊承大力支持菩提学校建筑新校舍,对佛教教育事业是一重大贡献。

菩提学校创办于一九四七年,最初是由慈航法师倡议,而由毕俊辉、林达坚(后来出家的慧圆法师)、杨慕贞、邱玉兰、李慈灵等居士发起成立,于一九四八年元月开学。一九四九年春,正式成立董事会,公推侨领林师万居士为董事长。是年秋季,董事会开会公决,为学校长久存在计,莫如由新加坡佛教总会接办。董事会与佛总接洽,李俊承亦与内部董事讨论,决定接办。接办之后,积极另觅校地,组织建校委员会,于一九五一年七月新校舍建成,菩提学校迁入新校舍上课,并且争取成为政府补助学校,这都是俊承任内所完成的。

俊承晚年,致力于劝化工作,宣扬因缘果报之理,斥资刊印种种策励人心的书籍,广为赠人阅读。他为社会公益及佛教事业捐资无数,而自持俭朴,虚怀若谷;待人接物,谦恕慈和。一生提倡忠孝之道,劝人公忠爱国,孝顺事亲,崇敬三宝,宽恕待人。着有《论孝录》及《觉园诗集》行世。一九六四年,辞卸佛总主席后,以年事已高,不再参加外界活动,在家念佛净修。一九六六年春,以牙疾曾赴香港医治,未几返星静养,于夏历三月辞世,享年八十岁。

(于凌波着)(根据网上资料编辑)

——《佛教人物传》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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